在泰顺老区，有一位革命老妈妈。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她就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游击战争。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，丈夫惨遭敌手，英勇就义，而令她一辈子都无法熨平的心灵创伤是，她的3个亲生儿女，全都惨死在黑暗岁月里。在她孤寡的晚年，虽然不愁温饱，但多么希望倾注满心的母爱。77岁那年，她在贫困山区领养了一个3岁的男孩，教这个孙辈年纪的养子叫她“妈妈”。
    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，记者来到浙南泰顺县县城罗阳镇，见到了这位革命老妈妈———范冬兰。
    初看起来，这位85岁的老人和山区里的农妇没有什么不同，然而，与她交谈后，渐渐感受到这位饱经沧桑的革命女性具有刚毅的性格，在她孱弱的身体里蕴含着感人肺腑的母爱。

    上篇：风雨如磐亲人血沃浙南

    1932年农历九月初八，浙闽交界的泰顺县棋盘丘村，16岁的范冬兰与新郎潘世龙拜了天地，结为夫妻。新婚不久，中共闽东特委的地下工作者来大山深处散播革命的火种，范冬兰就和丈夫化名李月英、徐孝明，双双参加了革命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范冬兰四处奔走，为游击队做饭送信，走家串户，宣传革命真理。
    结婚第二年，范冬兰生了第一个女儿。初为人母的范冬兰，看着这个白白胖胖的小丫头，心中充满了母性的柔情和从未有过的幸福感，给她取名叫岩花。
    当时，在泰顺的深山密林间，隐藏了许多游击队的伤员。刚生育不久的范冬兰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子，不辞辛劳地担当起照顾伤员的任务。由于敌人重兵封锁，缺药少食，一些重伤员濒临死亡的威胁。范冬兰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一时想不出救治的好办法。后来，她毅然决定，把刚满月的小岩花托付给福建寿宁的一位老乡抚养，而将自己饱涨的乳汁挤在瓦钵里，喂给重伤员喝，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。
    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，范冬兰还在家里办起了农民夜校，组织当地的青年和妇女学习革命真理。白天，她翻山越岭，学唱《送郎当红军》等革命歌曲，上门动员老乡送子参军。这年，范冬兰生下了第二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取名叫潘仕业。
    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，浙南红军游击队仍在当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。范冬兰的丈夫潘世龙在寿泰县苏维埃政府中任军事委员，同时担任泰东区游击队队长兼政委，工作更加紧张繁忙，而范冬兰在游击队担任妇女干部，夫妇俩并肩战斗，同甘共苦。潘世龙时常关照她遇事如何处理，碰到危险怎么应付。当时粮食紧缺，红军游击队在山里只能靠烤番薯充饥，潘世龙每次都要让范冬兰先吃，自己将就吃一点充饥。
    1935年10月，由刘英、粟裕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闽边区，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、浙南地下党和红军游击队会师，创建了浙南革命根据地，斗争形势红红火火。此时，范冬兰的女儿岩花从老乡家回到了母亲的身边。可她实在没有时间照料女儿，连日来奔波于乡村与红军驻地之间。她记得很清楚，那是个寒风凛冽的隆冬，饿得骨瘦如柴的小岩花，只穿着一身碎花的土布衣服，不停地哭喊着：“妈妈，我饿！我冷！”可是，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她忍受着亲情的折磨，把全部的母爱倾注在革命斗争中。没过多久，小岩花染了疾病，发起高烧，昏迷不醒。就在奄奄一息之时，范冬兰才赶回家来，望着女儿枯黄的脸色，心似刀绞，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抱女儿出山救治呢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她噙着泪水，眼睁睁看着年仅4岁的女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。
    1936年深秋，游击队急需添置冬衣和贮备粮食。范冬兰听说后，就在四乡八村筹款筹粮，先后送去了1600斤红米和320块银元。中共闽东特委同志见到范冬兰，说：“你给部队送来粮食和银元，我们得给你开张收据。”范冬兰一听忙摆手：“我们连命都系在一起了，还开什么条子！”“这是纪律。”特委同志说着就开了一张借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今向范冬兰借到1600斤红米，320块银元，革命胜利后加倍归还。”。
    在年底的一次反围剿战斗中，游击队被来自福建福安的国民党军队包围。潘世龙、范冬兰带着年仅2岁的儿子潘仕业，和70多名游击队员们撤退隐蔽在深山。敌人搜山无果，便歇斯底里地放火烧山，试图寻到游击队员的下落。
    浓浓的烟雾，弥漫在山林里，袭向游击队的驻地。范冬兰怀中的儿子被呛得大声啼哭，凶残的敌人闻声发现目标，大喊“这里有小孩的哭声”，搜山的脚步和枪声渐渐朝游击队的驻地逼近。
    范冬兰慌忙用毛巾封住了儿子的小嘴。孩子一受惊，更是憋得慌，不停挣扎，哭得更凶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，这位年轻的母亲狠狠心，背过脸去，双手紧紧地捂住了毛巾……
    儿子的哭声越来越弱，小手渐渐停止了抖动……时间仿佛凝固在那一刻。
    当范冬兰泪流满面地回过脸来时，看见小仕业已经闭上了双眼，永远地离开了她。此情此景，令在场的游击队员无不潸然泪下。
    1937年2月8日，国民党八十四师的部分兵力配合反动民团围攻闽东红军，潘世龙带领区游击队埋伏在泰顺上庄地带，向气势汹汹的敌军开枪射击，吸引火力，牵制敌军的进犯，掩护了闽东红军安全撤退，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。于是，羞恼成怒的敌人窜入泰东区一带烧屋烧山，大肆搜捕、杀戮老百姓。
    潘世龙紧接着率领游击队员赶到福建寿宁开会，商讨对策，同行的范冬兰已经身怀六甲。不幸的是，他们的行踪竟被叛徒告密。
    当时，潘世龙、范冬兰夫妇与游击队员藏在一个山洞里。范冬兰听到枪声，立即推醒正在熟睡的潘世龙，对他说：“敌人追来了，我怀着身孕，会拖累你。我们两个逃出一个是一个。我是个女子，敌人抓住我，也拿我没办法。革命更需要你，你还是自己先走吧！”潘世龙哪里肯离开心爱的妻子，但他拗不过范冬兰。在她的声声催促下，他深深地看了范冬兰一眼，夫妻俩分头撤离。
    由于寡不敌众，潘世龙、范冬兰与7名游击队员，最后还是落到了敌人的手里。
    宁死不屈的潘世龙遭受5天5夜的酷刑，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，就义前，他与范冬兰作最后的诀别，他说：“冬兰！怕死不革命，革命不怕死！我死后，你不要太伤心，怀上的孩子，要把他养大，教育他把革命继续下去！”说着，他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，从身上脱下几件外衣，对乡亲们说：“这几件衣服还干净，你们可以留着穿。”年仅26岁的潘世龙视死如归，喝令刽子手必须从他正面开枪，接着他走向已经挖好的掩埋尸体的土坑，纵身跳入……
    丈夫就义后，敌人还是没有放过范冬兰，他们逼迫她说出组织秘密，可她始终咬着牙，不肯吐露一个字。在严刑拷打下，她怀孕8个月的胎儿早产了。她听着胎儿落地后发出凄厉的嘶哭，声声刺着这位年轻母亲的心。更为刻骨铭心的是，那个红扑扑的小生命，最终是被敌人一脚踢死的。范冬兰再一次经受了失去爱子的巨大痛苦，那一刻，她几乎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。
    3个亲骨肉都还是幼小的生命哪，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母亲。
    等到遍体鳞伤的范冬兰从昏死中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敌人抛在了荒山野岭。幸亏一位上山打柴的妇女无意中发现了她，将她背了回来。
    就在这一年多时间里，范冬兰连着失去了丈夫和3个儿女，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痛，使得她卧床数年，不能行动。在乡亲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下，这位坚强的女性终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后来，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得知范冬兰的事迹后非常感动，特意送给她一张自己的相片留作纪念，并题赠“中华女性之骄傲”。
    不幸的是，范冬兰不仅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而且还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她根本就不知道，刘英同志已经于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一位曾经当过游击队员的姓吴的石匠，同情她的不幸遭遇，将她接到了泰顺县城罗阳镇，照顾她度过了10多年艰难的日子，直到新中国诞生。
    然而，她对亲人的思念一直萦绕在心间。夜里，她又在梦中见到了丈夫。他还是那么威武英俊，他拿着那只熟悉的烟盒，牵着3个可爱的儿女，问她：“冬兰呀，这么多年你在哪里？我怎么一直都找不到你？”范冬兰想和思念已久的丈夫倾诉衷肠，可是潘世龙和儿女突然不见了。她惊醒过来，面对的仍是无边的沉沉黑夜。她奔下楼梯，快步冲出家门，而门外空无一人。她瘫倒在地，哭喊着“世龙”、“岩花”“仕业”……哭声在空旷的山区越传越远，直至东方破晓。

    下篇：春风似歌唤醒母爱无限

   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，范冬兰就不愿提起自己那段革命经历，默默无闻地过着孤身生活。解放后，她被评定为“革命牺牲军人家属”，享受政府发给的抚恤金。50年代，她曾在县城开了一家小旅社，勉强度日。年过半百后，她回到了老家洲岭乡棋盘丘村。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，她种地、养猪、砍柴，样样农活都得自己干。清贫的生活，繁重的劳作，病痛的折磨，都没有压垮这位弱小的农妇，也没能改变她坚定的信念。由于当年的烈士遗物和档案书证失散殆尽，她的“老游击队员”的真实身份，一度难以确认。
    年逾古稀，范冬兰依然没有忘记丈夫潘世龙诀别时对她的叮嘱，要养好革命后代，将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。于是，她在冥冥之间萌发了领养孩子的念头，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。1993年，她听一个亲戚偶然说起，毗邻的福建某县农村有家特困户，儿子生下后常靠村里东一家西一家地救济，大人有意将这3岁的孩子送给好心人收养。
    范冬兰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去把这个孩子接来，我来养他！”
    小男孩抱来范冬兰的家，她一见他那双机灵的大眼睛，就仿佛见到了亲生儿子小仕业，心里非常喜欢。她从“生当人杰，死为鬼雄”的寓意，给他取名叫潘杰，可是，小孩才3岁，范冬兰这年已经77岁，该是当他祖母甚至曾祖母的年龄了。按理说，小潘杰至少应该称呼范冬兰为“奶奶”，但范冬兰坚持与他以母子相称。老人自有她的道理，她觉得自己没有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对不起牺牲了的丈夫。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因此，她时常教育
    潘杰：“你父亲就是牺牲了的革命烈士潘世龙，长大要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。”
    本来，年迈的范冬兰自己都需要别人照料，可现在她却要抚养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，这样一来，她的生活重负就更沉重了！白天，她一边烧饭一边洗衣，还要照看小潘杰，手忙脚乱。毕竟是年岁不饶人，一天忙下来，她就觉得腰酸背痛，硬撑着挺过去。等到潘杰稍懂事，便学会了替妈妈捶腰。到了夏季，范冬兰怕小潘杰生痱子，每天给他洗澡，更换衣服。晚上，她一直摇着蒲扇，为熟睡的小潘杰驱蚊至夜深。冬夜里，她担心小潘杰踢开被子着凉，常常半夜起身为他掖被子。年迈的范冬兰在潘杰身上几乎倾注了晚年的所有心血，她所付出的艰辛远远超乎一般的年轻母亲。
    家里添了一口，范冬兰的开销明显增多。为了补贴家用，抚养好潘杰，她在村里办起了畜牧场，养了几十只羊。有一次，她放羊上山，绊了一跤，摔得鼻青脸肿，还磕掉了一颗门牙。
    1996年春，浙江省民政厅、老干部局等部门联合发起寻访“老功臣”活动。有关方面依据史料线索，几经追寻，找到了这位被岁月遗忘的红色老妈妈。不久，范冬兰作为全省的10位“老功臣”之一应邀来到杭州，参加座谈会。时任浙江省副省长（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）的刘锡荣从外地出差回杭州，就来到范冬兰的住地，紧紧握住那双饱经风霜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您为革命事业失去了那么多亲人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我就是您的儿子啊！”
    范冬兰的眼眶湿润了，她说：“本来，我的眼泪早已经流干了，想不到今天我有了那么多儿女……”
    听说这位老游击队员为革命失去丈夫和3个儿女的事迹后，杭州“东方通信”公司1000多名团员青年认她为“母亲”，集体设立了“范冬兰基金会”。近几年来，这些“儿女”还2次把范冬兰接到省城，陪她游览，检查身体。直到现在，热心的“儿女”们还定期寄钱给她，尽心帮助这位英雄母亲安度晚年。
    根据政策，泰顺县政府决定给予范冬兰老游击队员的待遇，为她解决了住房、医药费、定期补助标准等问题，并且想方设法为她解决后顾之忧。多年来，县委、县政府领导一直关心她家的生活，每逢过节，县领导都上门慰问。
    转眼间，潘杰到了上学的年龄。可是学校离她家里有好几里山路，让一个小孩每天走上半个多小时，她的心里总是悬着。从此，范冬兰又多了一桩辛苦事，那就是接送小潘杰上学放学。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乡亲们都可以看见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身影，他俩蹒跚而行，走在傍晚夕阳和清晨的曙光里。遇上雨季，山路坍方，80多岁的范冬兰还要将潘杰背着绕走一段路。后来，潘杰不忍心让母亲承受如此艰难，说：“妈妈，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能爬山，你还是牵着我的手走吧！”
    山路上，放学回家的潘杰为母亲念起在学校里学会的唐诗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范冬兰则哼唱起多年前的革命歌曲：《打土豪分田地》、《送郎当红军》……潘杰稚嫩的童音和范冬兰苍老的歌声交响在一起，回荡在山谷间。
    今年2月，范冬兰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，气喘，头昏，吃不下饭。已经11岁的潘杰就到街上买来热菜热饭，默默地捧到母亲的床头。范冬兰醒来看见饭菜，顿时两眼含泪，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，小潘杰已经懂事，懂得照顾妈妈了。
    眼下，85岁高龄的范冬兰最牵挂的还是如何把正读小学的潘杰培养成才。
    今年6月7日，温州越秀学校在温州举行了“认母”仪式，全体学生都拜认范冬兰为母亲。学校还决定从今年9月开始，每学期为潘杰解决生活费2000元，如果今后潘杰考上大学，这家学校将资助其完成大学学业。在“认母”仪式上，有位学生感慨地说：“我一直以为，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，可今天我从范妈妈的身上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英雄的伟大！”（题图照片：范东兰来到烈士墓前，告诉养子：“潘世龙就是你的爸爸！”本报记者周静摄）